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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遗址没检测出Y-D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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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8 08: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照道理说,Y-D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频率一般在4%上下)分布约3%,南方湘语区和赣语区也有平均2%的频率,如今的遗址却没有一个样本检验出Y-D,让人感到疑惑不解
发表于 2015-2-28 08:56 | 显示全部楼层
难道说,汉藏语人群很晚期才进入中原,古中原土著不是说汉藏语的?
发表于 2015-2-28 16:17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屈家岭文化很关键。
发表于 2015-2-28 16:24 | 显示全部楼层
很正常,JST002611没测到,M117也只是在内蒙测到两例。如今常见的HG在两三千年前是否也一样常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发表于 2015-2-28 21:03 | 显示全部楼层
和云老师打个赌,002611很快就会在6000BP遗骨中发现~
发表于 2015-2-28 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002611,把大汶口、贾湖等多测几个就有了
发表于 2015-2-28 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和云老师打个赌,002611很快就会在6000BP遗骨中发现~
imvivi001 发表于 2015-2-28 21:03

不是有没有,而是在哪测到,是遍地开花,还是局限于某一个区域。
发表于 2015-3-1 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和云老师您好!
当今002611的分布图您有吗?能否提供!
发表于 2015-3-1 15:08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研究者发现002611之后,开始很长时间很少有研究者跟进测试,大多数都隐藏在O3*里,各民族分布频度数据很少,我简单做过一个饼图。
002611.jpg
发表于 2015-3-1 15: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是有没有,而是在哪测到,是遍地开花,还是局限于某一个区域。
Yungsiyebu 发表于 2015-2-28 22:35

    继续大胆打赌,在6ka BP的河南山东湖北都可以找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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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 17: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奋斗 于 2015-3-1 17:39 编辑

发下考古界‘新中原中心论’;由区系类型到一般进化论(《“新中原中心论”的学术史解析》1)
——在山东大学“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2012-5-5)

由区系类型到一般进化论
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过多种认知模式。仅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就有“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于1950~1970年代)、“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70年代以来)、“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年以来)、“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年)等等。
    总体上看,这些解读要么强调各地史前文化成就的多元等重,要么强调自史前时代开始的中原中心的分量。关于国家形成的路径,只有苏秉琦提出了中原以外起源的“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的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鲜有呼应者。各地学者往往强调本地的文明贡献,也多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与此相应的是,“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一直居于主流。赵辉在回顾20世纪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历程时指出:“当时的研究者在考虑物质文化面貌的演变时,一般会注意到和强调各地文化的不同谱系情况,是一种类似多线进化论的思考方法;在考虑史前社会发展状况的时候,人们又往往不加区别地用同一种理论来说明各地文化的演进,并至少在相当大范围内,把各地的社会看做是大体同步发展,就本质来说是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1]。这是切中肯綮的。联系到直至今日,在海量的相关信息被掌握的情况下,所谓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式仍居主流,恐怕其主要原因要到资料的匮乏以外去找了。
“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2]。“限于目前田野考古发展还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状况,各地发现的考古遗存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年代相若,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3]。类似的认识在相关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各地史前社会大体同步向文明迈进的思路,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叙事上,宏观的纵向断代综述成为主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等,其分量远远重于区域本位的动态分析。
由是,尽管普遍认可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学者们会讳言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如“铜石并用时代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存在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趋势,并不存在全方位的‘先进’与‘落后’”[4]。

由区系类型到一般进化论(《“新中原中心论”的学术史解析》1)

类似的表述几乎成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广域国家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学术正确”,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一定程度上被淡化。究其思想基础,不能不归因于区系类型理论的构建及深入人心。赵辉曾在上引文中论及,“考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作品,其大部分只是在资料的年代学上利用了前个阶段的成果,却没有继承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考诸考古学史,恐不尽然。“满天星斗说”的文明起源观直接建立在区系类型框架的基础上,已勿庸置疑,“相互作用圈说”应也与其有一定的关联。“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和“新中原中心说”,显然是“中原中心说”的否定之否定,都可以看作是多元认知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论。多元发生论的时空与谱系基础,当然也是区系类型理论。


[1] 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2]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4]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发表于 2015-3-1 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奋斗 于 2015-3-1 17:44 编辑

中原中心究竟始于何时(《“新中原中心论”的学术史解析》2严文明在论述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我们看到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发生的那种饰回旋钩连纹或花瓣纹的彩陶盆几乎传遍了整个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同期遗存中也偶尔能见到这类产品”[1]。显然,作者认为在仰韶文化兴盛时期,中原区既已“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严文明在综述仰韶文化房屋建筑质量、结构和聚落分化情况的基础上,认为“如果在仰韶文化后期没有发生贫富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是不会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见仰韶文化后期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基本一致的”[2]。张学海更从聚落形态的角度,论证在“重瓣花朵”结构中,仰韶文化占有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地位[3]


考察那些被认为是文明要素的仰韶文化后期阶段的考古资料,基本上限于房屋质量、结构,聚落数量、面积及分群,以及彩陶的繁盛与地域扩展等,从中可提取的可靠信息恐怕基本上限于人口的膨胀和彩陶这种普世的生活日用品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它反映的应是史前农耕生活的发达程度,却少有如大汶口文化晚期那样的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的材料[4]赵辉论及“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据初步统计,(河南灵宝)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5]。但上引诸指标似乎仅昭示其人多势众,而难以得出实力强大的结论。经常被提及的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原始殿堂”,虽稍具章法,但仍与更早的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房子”一脉相承,其他遗存乏善可陈。虽“已有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差别,但贫富分化似乎仍很有限”[6]
从人文地理上看,仰韶文化分布的区域既超出了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也不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仰韶文化时期没有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态势。
要之,仰韶文化因早年发现,考古工作充分,又地处中原,在研究中被抬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地位,其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易被“放大”。但正如赵辉在梳理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文化形势时指出的那样,“通常会把仰韶文化的质地细腻、器形规整、烧成温度高而且图案漂亮的彩陶作为这个时期陶器制造技术的代表。其实,最早出现在大溪、崧泽文化的封闭窑室和黑、灰陶烧制技术,以及利用轮制成型技术而可能达成的批量生产的意义也不能低估。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长江流域诸文化中发展得较早且快,崧泽文化和南京北阴阳营、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存中的玉器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他在综论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时进一步指出,与大汶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等文化相比,“同期的仰韶文化却显得比较衰弱”,“文化面貌十分统一的情形消失”,“进入一种离析状态”,开始“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出现了“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





尽管作者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但还是认为“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原文化区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这个“中心”并不兴盛繁荣,所以周边地带的文化成就显得相当醒目:“地方文明都处在中原文化区的周边地带,它们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果如是,那时有无史前文明中心、中心何在,是否早在这一阶段就已“清楚地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7]也就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数年后的另一篇论文中,赵辉调整了自己关于中原文化区形成的推论。他指出“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化重组的复杂阶段。”公元前25002000年,“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之后再度崛起,形成了上述‘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8]。可知,他把中原中心形成的时间由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下移到了此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显然,这是十分恰切的。

[1]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3] 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4]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5]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6]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7]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8]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发表于 2015-3-1 17: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原中心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原中心论”的学术史解析》3)
赵辉把包括中原在内的西、北部旱作农业区文明化进程归纳为不同于东、南部社会的一种模式:其“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等级表征系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更多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比之下,东、南部地区“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伴随新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发展起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1]
赵辉对文明化进程两大模式的归纳,与吉德炜“由物见人”、触及智力思想的东、西划分[2],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时空和人群上都是一致的。吉德炜在令人信服的比较中“十分强调东部居民的思想和社会组织”,最终提出“东部沿海文化因素在后来中原青铜时代文明中是第一位的”论断。相比之下,赵辉的表述似乎更代表了中国学者各区域共同进步而风格不同的惯常思路。



吉德炜和赵辉的论述给人的感觉是都偏于条块划分的“静态”,但可以肯定他们都给予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以极大的关注。吉德炜敏锐地注意到“到了公元前四千纪至三千纪,东部沿海的文化因素开始侵入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赵辉在这一问题上也花了相当的笔墨,他对中原地区演变脉络的把握相当准确。不过,赵辉往往把中原的社会变化与外部影响分开来说。
譬如关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的文化重组,他分析到,“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快速覆盖了豫西的洛阳平原,并对郑州以及嵩山以南乃至渭河上游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接着,他单独提及外来影响:“与此同时,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相继影响到中原地区”。在归纳中原社会的特征时,他用考古材料详述了这一地区“社会环境经常性地动荡不安”,而后论及“周围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是庙底沟二期以来中原地区的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在中原地区,来源或背景不同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和重组也许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动荡不安”。
问题在于,属于前述西部文化系统(或模式),长期以来缺乏贵族文化,可谓“穷过渡”的中原地区,何以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尤其是公元前2500年以来,会发生如此剧烈的“文化重组”?为什么外来因素仅仅是“与此同时”渗入的,而不是这些变化的重要契机甚至就是要因?
赵辉在上引文中指出,“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基础上,原来平等、平均的氏族社会被如此这般地改造成了‘准文明’的形态,或者干脆就是文明”。显然,厚葬、殉人、棺椁、发达的玉(石)器和精制彩绘陶器等中原不见或罕有,显现社会成员高度等级分化的器用制度和观念,来自于中原东、南方先行一步的文明实体。更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外来文明因素的“改造”, 使得本土的仰韶文化退出历史舞台:“其他文化系统,尤其是江汉地区与海岱地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促使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发展进程和方向,使长达2000多年的仰韶文化走向结束”,而“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对仰韶晚期的影响促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形成”。芮城清凉寺等若干地点,甚至“应当是伴随着一定规模的人群迁入移动”[3]
又有学者提出三模式说,在大体相当于吉德炜、赵辉所论东、西文化系统(或模式)的“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以外,增设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原模式’”[4]。这是很有见地的。中原融合两大文化系统(模式)之长,在杂交中催生出高度的文明[5],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那么,后起的“中原模式”本属西(北)部板块,它出现的契机是什么?抽出了其中蕴含的东(南)方因素,它还有什么?在“中原龙山文化”中,陶寺往往被看作是特例,其实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陶寺类型绝非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自然发展,而是东方文化西渐的产物”[6]。它与中原地区其他同时代文化相比,只不过是“东方化”的程度更甚而已。
由是可以认为,没有东部文化的西渐和东、西文化系统两大板块的碰撞,就没有所谓的中原中心。在中原中心出现前,东部邦国先行一步;随着逐鹿中原、东西碰撞带来的大整合,以二里头为先导的广域王权国家得以崛起。
何以中原?群雄逐鹿之处,方为中原。“到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支亲缘性很强的地方文化……它们面貌相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体,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这个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至此,考古学文化意义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已经形成”[7]。笔者同意赵辉教授的意见。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应不早于公元前2500年。
以上关于东亚“大两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思考可以简述为:
东部邦国时代(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约公元前32002500年)
逐鹿中原时代(庙底沟二期中原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1800年)
“中国”初兴时代(二里头殷墟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100年)
至于这一推论的细节展开,要待诸另文了。

[1]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2] 吉德炜著、陈星灿译:《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3] 魏兴涛:《中原与东方及东南──试从清凉寺墓地探讨外来因素在中原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2期,20121月。

[4]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5]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6] 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7] 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发表于 2015-3-1 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11# imvivi001 安徽苏北或许也可以
发表于 2015-3-1 22:23 | 显示全部楼层
17# bacerlona        对,我认为这个时期002611在华中一带已经开始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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